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廉价自然资源的三大支柱之上的。这种增长模式不仅因为透支中国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从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借助发达国家商品和金融市场，实现壮年这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转换的模式，正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和美元大幅贬值的战略风险。

　　一方面，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而“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耗的增长态势仍十分严峻。一是地方政府目前正与中央国资企业联手发展重化工业。二是轿车进入家庭正在加速，未来消费类能源消耗也将面临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和劳动力不允许跨境流动。青壮年占比高的中国有更高储蓄和更多贸易顺差。10余年来，我们期望通过制成品出口并持有外汇金融资产，来实现现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的转换。但是由于美欧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货币贬值，上述计划将会受阻或落空。其中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未来不利变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有其内在发展逻辑，但是工业化战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使中国难以有效推进经济转型；现有体制和政策强化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忽略人口的代际平衡和人力资本投资；并且正在以透支未来剩余产品生产能力的方式积累未来存在巨大贬值风险的外汇金融资产，使中国经济面临两重战略风险。

　　为此，中国需要加快推进未来生产能力提升导向的经济转型。政府需要从放松管制和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推进金融业的市场化转型，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以此鼓励服务企业、高科技新创企业、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等多种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人性化发展的需要。